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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，国家负有必须救济此种侵害的使命。
2018年新修订的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也对审委会的议事规则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，如第36条规定审判委员会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专业委员会会议，并且明确了专业委员会会议只是审委会的会议形式之一，而不是审委会新的组织机构。借助审委会制度顶住外来压力，依法判案的情形也在其他的实证研究中得到印证。
第二，尽管在判决时车辆所有权登记在出租车公司名下，但是公司无法提供购买车辆的证据，而杨某却可以证明自己曾合法购买车辆。在原则与妥协的互动中，宪法条文是原则的宣示，而宪政实践中的妥协则构成了国家治理秘密的隐身之所。[44]当然，即便如此，也不可能完全将政治、社会敏感案件与司法程序隔绝。[11]除了司法管理职能外，审委会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也承担着重要职责，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第10条规定，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(2018年新修订的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在第37条中规定了审委会的职责);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《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》(法发[2010]3号)做出了具体的规定。第二，调解、请示也属于广义上的暂不定，本文细分为三种类型。
换句话说，对中国法官如何思考的分析需要包括两个层面：第一个层面是通过判决书体现出来的法律专业化表达，第二个层面则是由审委会记录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实质化考量。[46]近十年来，随着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三个至上的强调，[47]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政治效果的统一成为新的司法政策导向，学界对司法机关承担政治职能有越来越多的共识，[48]这种职能体现在监护国家体制、制约权力、维护宪政制度等方面。虽说以简约应对复杂也会出现一些问题，例如，简单化是以丧失精确为代价的，但只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才能实现法治。
当下中国法学所引进的知识体系，基本是解决具体矛盾纠纷的法学原理，缺少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学原理，因而不得不把这些规范法学知识原理用于分析社会矛盾。法治逻辑所构建的意义世界，需要通过对决断前提的批判来实现。[29]反省性思考是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过程，反省性思考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能否识别被反省对象的逻辑关联，用已知来检验判断的正误。[34] 黄卉：《法学通说与法学方法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页。
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兴起的法治思维研究，多是对法治要求的陈述、对法治精神的尊重，包含着对政治思维的路径依赖。法学家可以借助拟制思维，在主体、规范、事实、社会之间建构法理思维规则，发挥批判思维、反省思维、体系思维的作用。
在法律渊源体系中探索法律的意义，可使人们的思维重回理性、社会。法治思维是十八大前后使用的概念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人们思考法治思维的基础理论问题：其一，现在法治思维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，在学界、政界有着广泛的影响。有了法律渊源，才引出法律思维、法律发现。这对于矫正传统整体性思维、辩证性思维和实质性思维的缺陷有重要意义。
法律应当具有实用性，而不应华而不实。在中国人赖以认识世界的深层语言结构中，确实没有足够的概念工具，用于把握认识现代法律。遗忘体系解释的要求，使依法办事成了单一的拘泥文义的推理。只是施密特把主体决断论称为法理思维确实令人揪心。
传统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法治中国建设，因为在整体、辩证和实质思维方式之下，根据法律的思考常常被各种关系思维打乱。可是，如果没有法理思维对正确决断的支撑，那么，任何机制体制都难以被限权。
由于没有对中国法理学的生成机制、思维方式缺陷以及已经取得的成就等进行认真梳理，只想在厘清教义学法学和社科法学关系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知识体系，并没有找到重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的现实路径，所以，这难以实现中国法理学理论体系的脱胎换骨。当今中国研究法理思维的问题意识有二： 第一，从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看，人们目前的思维方式还难以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，因而需要塑造法理思维。
批判性思维与反省性思维并无根本区别。法律思维主要是法律人根据法律规范的思考，探寻的是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，解决具体案件的纠纷。法理思维的总体思路是，法治所要求的行为规范、主体机制、事实认定等都可以被拟制，但拟制的法律规范、主体等不是最终的权威，而是一个实践推理的运用框架，在法庭上以及在政治决策过程中都需要接受挑战和修正。[23] 关于法律拟制的理论及其意义，作者将另撰文《法理思维的批判性及逻辑思维规则的引入》予以论述。如果没有对法律拟制的主体、规范的一般性、体系性、独立性作用的认同与论证，那么，就几乎是在做无用功。比如，哈特把法律规则分为两种：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。
（二）法治思维是政治人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 与法治思维相比较，法律思维的困境在于就事论事。当公权、私权、社会权构成了权利体系以后，各种权利的冲突也日益复杂，权利观念的兴起必然导致权力与权利的冲突。
拟制的优点在于，当法律不发生剧烈变化时，其既考虑了法律的约束作用，又考虑了社会的变化情境，从而使法律能够被恰当地运用于社会。关于法律渊源也是法律的假定，对法治理论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它的主要功能是允许社会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迅速的法律规范变迁，解决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。【摘要】 法律思维、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，分别强调了法律规范、法治秩序和思维决断的重要性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学思维方式。
法理思维是反省性思维，具有鲜明的逻辑方法属性。当然，大多数人确实发自内心地认为，法治是中国长治久安之路，但他们缺乏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，不能熟练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。对法治建设来说，我们既要重新审视法理的意义，又要重视思维规则的应用。法律应当具有严谨性，而不应破绽百出。
具体语境中的法义则需要借助批判性思维重新界定。批判性思维，作为一个技能的概念，可被追溯到杜威的反省性思维。
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法理思维对人治思维的矫正。从这一角度看，规范性法律不是具体的指令、命令，因为在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存在着可供选择的空间。
各种思维的断裂预示着失去逻辑的法治悲剧会经常上演。[12] 同注[1]，导读第20页。
这意味着，法律外的社会规范如果想在实践中得到运用，需要获得法律发现方法和法律论证方法的支持。这使得公民和政府都有了更多的法治需求，特别是作为弱者的公民对法治的需求更加旺盛。相反，法律的不确定性、模糊性被夸大，法律问题只有不同答案，而没有正确答案的观点甚嚣尘上。第六，在价值追求上，法律思维强调个人的权利必须被尊重，自由需要规则与程序的保护。
在认识法律、法治的过程中，整体地看待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是正确的思路，只是我们不能忘记法治是对法律权威的尊重，需要进行有效的法律论证。法律应当具有灵活性，而不应过于僵化。
[15] 段秋关：《中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》，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，第98页。因而，我们需要用逻辑的方法明确法律、法治的概念，以便使法治思维能够在逻辑上有实现的方法。
很多命题只有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支持，而缺乏思维逻辑的论证。法治实践需要正确判断的思维方式。
